新加坡提前一个月预告的总理交班进程，5月15日行至终章。
祖籍广东梅州、72岁的李显龙，结束长达20年的总理生涯，正式交棒给祖籍海南的“70后”黄循财。后者在受访时表示，李显龙将在随后出任国务资政。 一项由国际合作团队创建的新小鼠脑数据集显示，决策过程会调动整个大脑的神经元活动。
“即便是可以说相对简单的决策，也会招募到非常多的大脑区域。
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卸任后，都曾出任资政一职，对接班人“扶上马，送一程”。
早在两年前，身为财长的黄循财，就被确认为下一代领导团队的领军人物，并出任副总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生物学教授、国际脑实验室（International Brain Laboratory，简称IBL）创始成员之一安妮·丘奇兰（Anne Churchland）说。
丘奇兰指出，传统的经典模型认为，基于视觉的决策活动路径是：从视觉丘脑传递到初级视觉皮层及其联络区，然后可能到达额叶皮层。但新的研究结果显示，“也许大脑中存在更多的并行处理，而不是我们原先以为的那种线性、逐层的电路结构。”
丘奇兰和其他科学家在2017年建立了IBL，这源于他们对以往小规模决策研究的挫折——那些研究往往一次只分析一两个脑区。此后从内政到外交，李显龙都刻意让出空间给黄循财表现机会，甚至为其铺路搭桥。
5月9日，李显龙在脸书贴出任内最后一次内阁会议的大合照，提携之意溢于言表。IBL的目标是大规模地研究大脑如何整合信息并做出决策。
“我们的制度不会在领导层交接时，让所有较年长的部长同时卸任，反而是他们会继续通过不同的方式贡献，较年轻的部长将有空间更快地胜任职务。
二 | “我们组成了一个大型团队，因为大家都意识到，只有集体的努力才能在这个长期困扰我们的研究问题上取得突破。
三 | ”丘奇兰说。
经过多年努力，IBL团队在12个实验室间统一了研究方法与设备，最终绘制出了小鼠在执行决策任务时的全脑神经活动图谱。”对于新内阁班子的组成，黄循财用英语预告说，现阶段不会有重大调动。
从李显龙以国务资政一职继续发光发热，到黄循财关于不少原内阁部长将平稳过渡的表态，可以预见，接过权柄的黄循财会在大选前“萧规曹随”。该图谱最近发表在《自然》[1]期刊上。结果显示，与选择和运动行为相关的神经活动几乎遍布整个大脑。
但时势风云变幻，从经济增长放缓到物价快速上涨，从本地居民生育率创新低到地缘政治环境向对抗性一端偏移，种种变化都将给新领导团队带来张力。
其中最关键的是，人民行动党所熟悉的，以领导团队高层统揽该国政策大方向的作风，很难一成不变地延续下去。
四 |
换句话说，在精英主义治国传统由来已久的新加坡，国家政治趋于多元化的转型过程中，如何尝试与更多不同的声音分享权力，或将成为“4G”（第四代）领导团队的重要议题。同一团队发表的另一篇同期论文也发现，基于先验知识（prior knowledge）的决策过程同样涉及广泛的脑区[2]。
五 |
由于去年以来一系列风波，人民行动党正值多事之秋。
IBL的实验室通过整合来自139只完成视觉辨别任务小鼠的Neuropixels神经记录数据生成了这幅图谱。2023年7月，新加坡交通部长易华仁因涉嫌贪腐和利益冲突被逮捕，成为该国近40年以来，第一个因贪污落马的内阁成员。
要知道，对于李光耀曾发誓领导人必须“比白人更白”的新加坡政坛而言，腐败是最为敏感的核心禁区，加上同样发生在去年下半年的“内阁议员卷入低价租赁国有住宅事件”“国会议长与同党未婚议员传出婚外情被迫退出执政党”等风波不断，人民行动党正面临如何重塑选民信任的难题。
六 |
“新加坡的廉洁程度得到国际承认，也大体得到国内民众的认可，执政党的总体情况毕竟还没有到达腐败堕落的地步，因此，诸如此类丑闻产生的影响并不会太大。”在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看来，新加坡绝大多数的民意是，既希望国家多一些反对的声音，也害怕真正的政治变天；“制衡”是许多更为年轻的狮城民众在近年大选里，最为直接的政治诉求。每个实验室记录的脑区不同，但合起来覆盖了整个大脑。
根据新加坡宪法，下一届国会选举不得晚于明年11月。最终的数据集跨越了近300个脑区，包含超过62万个神经元的活动，是目前关于决策过程最丰富的数据集之一。未参与该研究的拉德堡德大学脑、认知与行为教授弗洛里斯·德·兰赫（Floris de Lange）评价道。
IBL已将该数据集公开[3]。
七 | 外界曾预测，新加坡可能将于今年提前举行大选，以增强黄循财执政的合法性，并利用人民行动党在今年11月21日建党70周年的窗口时机，来推高支持率。德·兰赫表示，这将让研究人员“能够以一种非常简便而强大的方式来检验新的科学假设”。
但随着围绕执政党的这些风波发酵，第14届国会选举的走向又添变数。
过去，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国会常年占据90%以上席位，且民意支持率也居高不下。
挑战传统观点
IBL选择了一种视觉行为任务——它足够复杂，可以揭示决策过程的不同方面，同时又足够简单，能够在不同实验室中重复实现。
在实验中，小鼠会看到一个带有黑白条纹的圆形图案出现在屏幕的左侧或右侧，然后它们需要转动一个微小的滚轮，将圆形移到屏幕中央。如果小鼠成功完成任务，就会获得一口水；如果失败，则会听到白噪声作为反馈。
可到了2020年国会选举，尽管执政党凭借一场差强人意的胜选，为如今的“4G”接班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但三个选区败选、61.24%的总得票率成绩，仅排在历史上倒数第二位，成为了执政党在党外面临的重大政治考验。
当时对于王瑞杰的“请辞”，外界就有观点认为，或是为其在临时转战的东海岸集选区的“惨胜”负责，也表明了高层尊重“4G”领导人的民意基础、反复检验下届总理资历的谨慎态度。在此过程中，电极记录下小鼠从看到视觉提示、作出选择、转动滚轮，到最终获得水或噪声反馈时的大脑活动。
八 |
一旦动物看到视觉提示，大脑中一些可预测的区域（包括视觉皮层、丘脑和前额叶皮层）就会出现活动。
与选择相关的神经活动不仅出现在皮层区域（这与以往研究一致），还出现在下丘脑、后脑和小脑等皮层下区域。
在另一边，反对党在国会史无前例地赢得了10个议席，让李显龙政府在这届国会里痛失一位部长、一位高级政务部长（类似于常务副部长）和一位高级政务次长。
九 |
对此，深圳大学教授吕元礼表示：“过去，反对党在国会的议员数量太少，在国家政治参与上，没有条件发挥太多建设性的作用。在2020年国会选举过后，尽管其仍然远远没有到30%的议席，尚且无法对执政党修宪等重大事项形成有力阻拦，但对执政党已经发出了明确讯号——要吸取教训，将重点放在选民当下更关注的议题上。”
2022年6月时，处于接班筹备阶段的黄循财，发起了名为“新加坡携手前进”的运动：通过多场对话活动的形式，邀请超过20万的新加坡人建言献策，聚焦于经济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等公平问题。
“黄循财带领的‘4G’团队第一次表露如此重要的施政纲领，说明执政党仍在坚持不懈地将重心从过去强调如何‘做大蛋糕’，发展到关注如何‘分好蛋糕’，直面以往指其相对‘亲商而不够亲工友’‘亲新加坡而不够亲民’的批评声音。”吕元礼分析称。这一发现挑战了“只有少数特定脑区编码决策信息”的传统观点，支持了“决策相关信息在大脑中广泛分布”的新理念。
“令人惊讶的是，几乎到处都能看到与选择有关的神经活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神经科学副研究教授Long Ding说道，他并未参与这项研究。
十 |
与运动和反馈相关的信号也遍布整个大脑：在记录的脑区中，有81%包含可以预测动物滚轮速度的信息；几乎所有被记录的脑区——包括那些与奖励无直接关联的区域——都能准确预测小鼠是否获得奖励，其中丘脑、中脑和后脑的活动最为强烈。
在李显龙的内阁成员中，属于年轻一辈的黄循财，曾经在基层公务员的岗位上有14年的历练。
十一 | 在被李显龙看中后，他为之担任了三年的首席私人秘书。
十二 |
当小鼠在实验中更频繁地看到圆形出现在屏幕一侧时，它们会逐渐将这种“先验信息”融入下一次的决策之中。研究团队在第二项研究中报告，这种信息广泛分布在大脑的20%至30%区域中，包括早期视觉通路中的感觉处理区域，如背外侧膝状体（dorsal lateral geniculate）。
也正是李、黄自此而始的工作交集，让两人有着较高的默契度，使得未来新加坡的领导工作和政策衔接更加顺畅。
十三 |
2011年，在李显龙鼓励下，黄循财当选国会议员，正式踏上从政道路。
十四 | 在贸工部、财政部、教育部等至少8个政府部门，有过丰富任职经历的黄循财，长期习惯于在幕后工作，以致后来曝光率提升后，还被媒体认为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务员”。
这些发现推翻了长期以来的观点——即“先验信息”只会在最后一步才被整合到高级皮层或决策区的过程中。
这位早就与李显龙结缘的财长，真正走入狮城民众视野，则是得益于他在2021年4月下旬，出任新加坡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领导人后的工作表现。
这一任命，恰巧发生在李显龙早先属意的接班人、副总理王瑞杰，宣布“请辞接任总理”之决定的几天前。丘奇兰表示：“新的结果表明，先验信息在整个决策过程中都会发挥作用。
彼时，由于外向型经济、人口密度大的缘故，新加坡的新冠病例数并不令人乐观，整个国家的抗疫工作尚处于摸索阶段。
十五 | ”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提示我们，目前关于决策机制及其控制脑区的模型可能过于局限，其他尚未探索的脑区也可能同样重要。
十六 |
黄循财作为上述负责疫情防控总体事务的机构的联合领导人，发表了多项重要公告，在场场记者会上密集曝光，被认为是新加坡得以平稳应对疫情危机的关键人物。
更年轻的时候，在上世纪90年代，黄循财拿着新加坡政府资助的全额奖学金，赴美攻读了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工作之后，还在哈佛大学拿到了公共管理专业的硕士学位（成为李显龙的校友）。
尽管分析表明，即使在感觉处理的早期阶段，大脑的分布式网络中也包含与决策相关的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存在因果关系。Ding指出，未来的研究需要确定这些信息是如何被实际用于下一次决策或学习的。
纵观黄循财的政治履历和成长背景，这是一位相当典型的新加坡经济技术官僚所呈现的发展路径。
德·兰赫指出，这一详尽的脑图为后续实验奠定了基础，并可能成为一个“资料库”，帮助神经科学家在自己的实验室中验证结果。
十七 |
有来自黄循财的母校美国密歇根大学、与其在学生时代就相熟的教授表示，黄循财并不属于魅力型人物，却是一个懂得适时表达情感的“正派人物”，是执政党内“最安全”的一个选项。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抗疫工作证明自己能力的黄循财，也在2021年王瑞杰发表“请辞”声明后，从后者手里接过了财长职位。最终，这些研究强调了大规模、多实验室合作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研究大脑活动时。
“财长这个位子，是新加坡内阁里最有分量的一个职位。
该国际合作组织如今已扩展至21个实验与理论神经科学实验室，并成立了一个名为IBL 2.0的新团队，计划与新的合作伙伴共享他们积累的工具与经验。丘奇兰表示：“我希望我们的研究能说明，当更多人联合起来时，他们能完成超越单个实验室能力的工作，并为整个领域带来关键性的洞见。之前计划要接替李显龙的王瑞杰，翻看他的履历，在6年财长任内，制定推出过10个国家预算案。
十八 | ”
参考文献：
[1] International Brain Laboratory.， Angelaki， D.， Benson， B. et al. A brain-wide map of neural activity during complex behaviour. Nature 645， 177–191 (2025).
[2] Findling， C.， Hubert， F.， International Brain Laboratory. et al. Brain-wide representations of prior information in mouse decision-making. Nature 645， 192–200 (2025).
[3] https://viz.internationalbrainlab.org/
原文：https://www.thetransmitter.org/decision-making/everything-everywhere-all-at-once-decision-making-signals-engage-entire-brain/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作者：Claudia López Lloreda，译者：EY。这些都是党内高层在考察下任总理候选人时，必然考虑的历练因素。
十九 | ”吕元礼对南风窗表示。
或从军营里积累声望，或自文官体制脱颖而出，曾属于第四代领导班子人选的王瑞杰、王乙康、陈振声等，包括黄循财在内，他们的崛起经历相似。
在重视官场背景的星洲政坛，戴着一副无边框眼镜的黄循财，乍入观察者的视野，给人的直观感觉，难以跳脱出“执行能力强”“奉公守法”“办公经验丰富”等固有印象标签，却也让外界猜测：这位在国家独立后才出生的政治人物，没有经历过祖国挣扎求生、艰难奋斗的年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会否有趋于保守的倾向，乃至缺少锐意改革的魄力？
而在民众眼里，黄循财有着更多贴近生活、值得赏识的一面。
| 弹奏霉霉成名曲“出圈”的他，在有着20万左右粉丝的社交媒体账号上的自我介绍是：书虫、吉他手和爱狗人士。
相比党内精英毕业于牛津和剑桥，平凡家庭出身、学历背景稍显黯淡的他，被新加坡的年轻网民戏称为“精英中的草根，草根中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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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曾有报道说，儿时黄循财一家人居住的新加坡公屋治安不佳，他与哥哥曾亲历过家庭被入室盗窃的事件：被窃贼捆绑后，眼睁睁地看着歹徒搜刮走家中的值钱物件。《经济学人》的评价或许更为形象：“他也是那种你会想一起喝啤酒的男人。”
或许对于习惯以家长式作风治理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来说，经历了上届大选的波折，是有意识地希望寻觅到更为接地气而富有人情味的领导者，来更好地融入未来的国家发展——2020年3月，在国会发言感谢前线的抗疫人员时，动情的黄循财哽咽近三分钟，当场落泪，为他赢得了舆论的一致好评。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2022年以来东南亚多国领导班子换届，从菲律宾到柬埔寨，再到印度尼西亚，新老领导班子之间都有提携部下或幼辈的关系，似乎体现了政治治理在经济相对快速增长下的某种延续性。
长期以来，人民行动党的党内遴选机制，对外公开的程度相对有限。吕元礼认为，对比东南亚邻国相对更为直接的民选制度，新加坡领导人的更替方式，存在着所谓“伯乐相马和制度赛马相结合”的一定独特性。
观察黄循财在党内的遴选“出栏”之路，吕元礼向南风窗分析称：“‘伯乐’的眼光很独到，有利于找到普通人一时识别不了的人才，但‘伯乐’也是人，难免有可能存在一定的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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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加坡的执政党没有公开的党内竞争选举模式，但党与党之间的竞争确实存在，‘伯乐’可能出现的私心，可以一定程度地得到刚性制度的制约。此外，上任领导人物色的人选需要得到同侪的推举，同代成员的意愿体现同样重要。”
一个巧合之处是，当年新加坡第二、三任总理交替之际，非典疫情正对众多东南亚国家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冲击。
当时的吴作栋，面对外界关于他何时辞任的询问时，立下了“只有新加坡经济完全摆脱2003年非典造成的阴影后才会卸任”的誓言，并在2004年8月平稳完成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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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光阴荏苒，迈过新冠疫情危机的新加坡，在2024年经济增长率、核心通胀率等宏观指标有望全面向好；而在经济基本面平稳复苏的背景下顺利交棒，这也为李显龙政府的最后一个任期画上了圆满句号。
变与不变的综合考量中，滨海湾的鱼尾狮仍源源不竭地喷吐着水柱。喊出“携手前进”的黄循财内阁，能否带领新加坡在下一篇章，继续书写“淡马锡模式”的繁荣神话？“4G”时代开启，新的挑战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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